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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乡”成果缘何束之高阁

2022-05-06 10:46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暑假,北京大学法学系硕士张玲玲第一次来到广东农村,巨大的城乡差异打动了她,她看到的当地农村,和此前想像得很不一样。在为期7天的社会实践中,走访农户、填写问卷,十分忙碌,但她觉得很充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与往年一样,全国各高校的学生们在今年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实践”高潮。仅以北京大学本部为例,2005年暑假共有194支团队的1923人次参加了实践活动,所到达地区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

  一名负责暑期实践报名工作的北大学生干部向记者描述了学生们的热情:“这个假期的实践活动结果还没出来,很多人已经开始盯着下一个暑期的目标。报名的高潮期,办公室人来人往,表格成堆。”

  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实践热潮席卷了几乎所有高校。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2年。当年,北京大学部分家在农村的大学生,在寒假期间作了名为“百村调查”的系列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样的经验迅速推广。1997年,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提出大中专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学生暑期实践于是作为制度确定下来。

  “暑期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了解基层,认识国情的很好机会。广西中医药借势“出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平说。

  在社会实践中,学生们参与社会的形式多种多样:助学、座谈、旅行考察甚至短期挂职。不过,写作调查报告几乎是每一支考察队伍都会有的工作。有的学校干脆做了硬性规定:无论参加何种社会实践,最后都必须以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交成果。

  今年4月,清华大学学生李强在2004年寒假回到家乡所作的调查报告《乡村八记》,被《人民日报》选摘刊出,并得到国务院总理表扬。一时间,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这件事让张玲玲记忆深刻:“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感到是可以做一些事的。”

  不过,许多调查报告的水平,与《乡村八记》相去甚远。有大学生证实,不少参加社会实践的同学对自己的报告信心不足,甚至不好意思提交给自己实践的地区。

  小雷是清华大学化学系2005年“三下乡”暑期实践赴四川夹江县支教团的一员。7天下来,小雷觉得收获颇丰,但还是有很多遗憾。“时间短,调查的很多数据只能由当地政府提供;而我们毕竟是学生,如果时间太长,又会耽误学业。”小雷的一些同学,暑假连家都没回,一从实践地回来,便投入到考GRE、补习班等事情中。

  此外,黄平认为,学生们仅仅是到乡下走了一遭,不可能对当地有很深入的了解。因此学生通过下乡做的调研报告等成果,仅应该作为他们学习的一部分,是他们人生的一堂课。

  他表示,即使作为一名学者,他提出建议影响决策的时候都相当慎重。“我们不指望也不要求学生们进入操作层面,影响当地。”

  更多的社会因素也制约着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许多高校规定,大学生提交到某地实践的申请时,必须提供当地政府部门的同意接待答复。而大学生到当地后,也多由政府部门接待并协助活动。

  北京某大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对去年自己的“旅游考察”记忆犹新。那次考察,整整十几天时间,当地旅游局全程陪伴并且热情招待,“每天的事就是旅游,吃饭时间当地县委书记亲自接待,天天喝酒”。

  结果可想而知。这支考察实践队伍因为某次醉酒后,将所有资料遗失,回到北京后用资料花20分钟写成了调查报告,交给了当地政府部门。

  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几个月前,3名大学生志愿者到广东某贫困县调查贫困大学生问题,县教育局用鸡鸭鱼、洋酒人头马的盛宴招待他们。此事引来一片指责声,其中有评论认为,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是导致他们受到“隆重接待”的根本原因。也有人质疑,在如此环境下形成的报告,可能很难反映真实情况。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大学生的调查报告仍然受到许多人的肯定。有评论认为,大学生深入社会调查,是当代大学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不管怎么说,作为知识系统相对完善,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大学生的调查报告,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参考价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陆玉林表示。

  “我们今年的调查很成功,我希望能写成报告,反馈给当地农村。”张玲玲对自己的报告将产生的效果充满憧憬。

  “暑期结束了,可这份200多页的调查报告还在我宿舍放着呢!至于怎样处理它,我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的方达对记者说。

  在暑期实践中,方达与该校4名同学一道,花费16天时间,走访了南京、扬州、常州等城市,通过在各大交通线路、城区街道、十运会场馆,酒店、旅行社等地开展调研,撰写了一份涵盖南京等地在城市建设中交通、安全、旅游、环境等方面存在不足的调查报告。“我们本打算把这份报告递交给南京市政府等相关部门,希望它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目前方达的这一设想并未得以实现。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一种合适的递交途径和递交机制。”方达曾经怀揣报告,独自一人前往南京市某政府部门,可一到大门口就被站岗的武警给挡住了。

  而学校也缺乏类似的促进机制。陆玉林表示,因为学校并不直接面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推荐有难度,因此大部分报告并没有进入实践环节。学校能做的,只是推荐一些优秀的调研报告发表。

  记者接触的部分参加实践的学生,都把自己的研究结果送给了实践地区有关部门,并得到了当地的“认可”。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曾收到过当地政府关于这些结果的进一步消息和沟通。

  “形成的报告往往只在校内巡回展出,其中比较优秀的可能会送到上级部门去参加评选。”一名熟知内情的大学生告诉记者,很多同学往往更重视把调查报告送去参加评比,而不是向实践所在地区反馈成果,很多学生实践过程中答应的反馈意见最终并未兑现。

  一名参加实践的大学生也表示,尽管在实践过程中,自己感受更深的是获得了知识,但在内心里,还是希望能为所到地区的发展作点贡献。但他也承认,自己对这种贡献的大小“心里没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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